艺术与阅读 | 筚路蓝缕·开辟未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艺术文献展（上篇）

筚路蓝缕·开辟未来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艺术文献展

（上篇）

建党100周年

01

沈家蔚  油画  1988年

《北大钟声》（又名《宽容》《兼容并包》），这是一幅描绘五四时期在中国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油画作品，反映的是蔡元培先生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延揽学界名流（包括势同水火互不相让的倡导新学与主张旧学的人物）同登教席、同台竞逐的情景。这幅群像共描绘了16位学人，按照从左至右他们依次是：刘师培、黄侃、沈尹默、陈独秀、胡适、朱希祖、辜鸿铭、马叙伦、蔡元培、李大钊、马幼渔、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梁漱溟、刘半农。基本上把蔡元培主政北大时的学术阵容包括殆尽了。众望所归的蔡元培被群像簇拥在画面的中心，这也是作者突出表现的重心所在。蔡先生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16年12月26日，总统黎元洪下令，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1917年1月8日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上任。他认为：“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蔡元培在整顿和改革北大的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精神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北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

02

周令钊  油画  1951年

周令钊的油画《五四运动》描绘了北大学生走上街头在天安门前与反动政府军警对峙的场面。画面中的“废除二十一条"等条幅，将观众的视野拉回到1919年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画家截取了学生振臂高呼正与军警对峙这一场面，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在作品中得到完美结合。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胜的27个协约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出代表参加。但是，操纵会议的列强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

5月初，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久积在中国人民胸中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等十几所专科以上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天安门前，举行抗议集会，随后高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举行示威游行。反动政府出动军警逮捕了一批学生。这激起了社会各界义愤。北京、天津、上海多所院校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学生。6月5日，上海工人阶级投入反帝爱国斗争的行列，发起影响深远的“六五”政治大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此后，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三罢”高潮，并迅速波及到全国各地。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最终拒绝赴会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爱国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新的觉醒，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月4日被定为中国青年节。

03

陈坚   油画  2010年

该画创作的历史背景为，1920年初，李大钊在北京护送陈独秀脱险，在赴天津的途中，二人策划组建中国共产党之事，有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这是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画面为隆冬时节的北京，厚重的积雪覆盖着故宫的角楼和城墙，李大钊送别陈独秀途中，俩人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

1919年9月16日，经过李大钊的努力营救及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北洋军阀被迫同意陈独秀保释出狱。对于战友的出狱，李大钊以激动与喜悦的心情，当日赋诗云：“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陈独秀出狱后仍然处于反动军警的严密监视之下。1920年初，陈独秀受邀秘密前往武汉进行演讲，因发表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演讲而引起湖北军阀当局的驱逐。因此，当陈独秀回到北京时，早已收到消息的京师警察厅准备再次逮捕陈独秀。李大钊获悉此消息后，为陈独秀安全考虑，在征得其同意后，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出京。此时，恰逢北方收账时节，于是，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装扮为收账先生，让陈独秀坐在车内。为了避免暴露陈独秀的南方口音，沿途住宿等一切交涉皆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也就在这辆雇来去天津的骡车上，陈独秀与李大钊“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就是后来传为美谈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

1920年3月31日，李大钊领导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陈独秀领导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8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成立之前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党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在各地党的组织先后成立后，国内外已经有了8个党的早期组织，共50余名党员。于是，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成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就成为必然要求。在陈独秀、李大钊的领导和关注下，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便担负起了中共中央局书记领导全国党的工作的重任，李大钊则负责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领导下，实现了与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掀起了国民大革命高潮。1925年，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五卅运动获得胜利，给予英日等帝国主义以有力打击。

04

周树桥  油画  1974年

《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带有鲜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样板画的风格特征，由于其独特的题材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至今仍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作品描绘了青年毛泽东创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场景，青年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倾听毛泽东的演讲，正面木板墙上张贴的一幅马克思的画像，表明了在场诸位的身份和毛泽东讲话的内容，画面的红色与青年们火红的革命热情融为一体，增强了色彩的凝聚力。既突出了毛泽东的主体地位，又以毛泽东的姿态与左右两组倾听的青年构成金字塔结构，平衡了人物之间的关系。这是一幅在“三突出"美术创作原则下，尊重审美规律创作出的成功作品。

在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陈独秀和李大钊认识到，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它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担负了“中共发起组”的历史任务，帮助各地建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这期间，毛泽东先后在北京、上海与“南陈北李”有过接触和联系，受到很大影响。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后，立即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寻找志同道合的“真同志”人手，先后成立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团体，并与新民学会的中坚分子蔡和森等人讨论建党的问题。

1920年8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认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须先组织党，然后革命运动，劳工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毛泽东对他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对其他一些会员主张用和平手段和教育方法，毛泽东则说：“理论上说得通，实际上做不到。”从画作中可以看到当时新民学会里的热烈讨论场面，以及毛泽东坚定地走俄式道路的神采。

1920年10月，毛泽东就开始在湖南建立共产党的预备队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年初冬，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在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下，长沙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都十分隐蔽。1921年7月，毛泽东、何叔衡作为长沙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开天辟地的中共一大。

05

何红舟、黄发祥  油画  2009年

油画《启航》采用写实主义的手法，再现了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历史瞬间：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张国焘、李达等13位一大代表正在登船。在画面中，毛泽东处于构图的中心，身着蓝色长衫，肩挎包袱，正站在船头回首眺望，显得意气风发。这种安排和描绘使他成为人物组群的视觉焦点。压顶的乌云意味着山雨欲来，也暗喻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环境；而远处东方的曙光，又与游船上的中共一大代表们融为一体，暗喻了革命曙光的显现。黑暗与光亮，乌云的压迫力与代表们的坚强意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进一步表现出了革命的艰难和党的创建者们英勇无畏的精神。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建党条件基本成熟。

经过筹划准备，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7月30日晚，代表们正在开会时，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会议被迫中断。

7月31日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会议在缓缓划行的南湖画舫上继续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最后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这是1964年一大代表董必武重回嘉兴南湖时留下的诗句。中共一大的召开，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06

陈逸飞、邱瑞敏  油画  1977

画家陈逸飞是一位浪漫的写实主义者，他的油画作品常用写实主义的笔法书写中国的传统美感。画作《在党的一大会议上》是表现党的一大的重要作品，也是陈逸飞的经典之作。画面截取了毛泽东发表演讲的一个瞬间，表现了年轻毛泽东在一大会议上指点江山的场景。画中人物的目光都集中在毛泽东右手所指方向，展示了对中国美好明天的向往。陈逸飞用写实的技法表现这一历史时刻，呈现的画面是浪漫的，是艺术家根据历史材料进行的艺术再创作，作品在艺术表现手法与历史主题再现方面达到完美统一。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建党条件基本成熟。

经过筹划准备，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7月30日晚，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会议被迫中断。

7月31日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会议在缓缓划行的南湖画舫上继续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

“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这是1964年一大代表董必武重回嘉兴南湖时留下的诗句。中共一大的召开，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07

侯一民  油画  1961年

《毛主席和安源工人在一起》是以1921年秋毛泽东到安源组织工人运动为表现题材的油画。表现了毛泽东到安源组织工人运动并举行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时的场景，成功地刻画了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光辉形象和革 命实践，是一幅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安源路矿，是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的合称。因路矿工人多是湖南人，安源又离湖南很近，中共中央将安源工人运动划归湖南支部领导。这几幅画作着重表现年轻的毛泽东、刘少奇，怀着理想、信念和激情，成功发动、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其中，《毛主席去安源》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

1921年秋，毛泽东考察安源，深感工人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立即派李立三到安源开展工作，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建立青年团和中共安源支部，创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1922年9月初，毛泽东再次到安源，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要求抓紧做好罢工准备。毛泽东确立了“哀而动人”的策略，并增派刘少奇到安源协助领导。

1922年9月14日，在李立三、刘少奇的具体领导下，安源路矿17000工人举行大罢工。工人高呼“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提出了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发清欠饷、废除封建把头制等17项政治、经济要求。长沙的《大公报》、上海的《申报》、北京的《晨报》等全国有影响的报纸，纷纷给予报道。各地的工团也致函电声援。

经过五昼夜艰苦激烈的斗争，党组织领导工人迫使路矿两局承认工人所提条件。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充分显示出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这是湖南第一次工运高潮中的首次胜利，也是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全胜的工人斗争，对全国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08

刘健、黄骏、花俊  国画  2009年

国画《二七风暴》描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作品中工人如洪水般熙熙攘攘，手持横幅前进，面对反动军阀的淫威，丝毫没有惧色。画面的背景，已经停产了的工厂，工人们互相勉励，高喊着口号，形成排山倒海的效果。画面背景用墨色逭染，暗示出在军阀的破坏下这次运动的命运。艺术家用线条和墨色晕染等绘画语言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块状构图使得工人队伍具有不可撼动的力量。

京汉铁路纵贯河北、河南和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1923年2月1日，党领导下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但是，军阀吴佩孚派全副武装的军警包围会场，强行解散会议，捣毁总工会和郑州分会会所，驱赶代表。当晚，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秘密召开会议，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决定全路自2月4日起举行总罢工。

2月4日，全路两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1200公里铁路顿时瘫痪。2月7日，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吴佩孚调动两万多军警在铁路沿线血腥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等先后被杀害。二七惨案发生后，各地军阀也都对工人运动采取了高压政策，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它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罢工虽然失败了，但是工人的生命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到底，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09

张培成  国画  2009年

五卅运动是一次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的伟大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它显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和革命统一战线的作用。画家选择了用传统水墨国画的艺术语言，去阐述描绘这段历史，带给我们不一般的视觉和情感体验。

《五卅运动》的创作，画家从史实出发，将画面定格在事件矛盾冲突的爆发点上：一方是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另一方是荷枪实弹正在屠杀工人、学生的帝国主义爪牙，二者近距离对峙，在枪口的硝烟中倒地的青年让整个画面气氛剑拔弩张，矛盾瞬间爆发。整个画面中画家充分发挥了中国画线与墨的表现力和自由度，在人物刻画和造型方面略加夸张变形，表现出抗议人群压抑、激愤之极的情感。“沉着”、“痛苦”又极富表现力的线条让画面既有历史感，又具有现代的审美意义；整体的黑灰色调更烘托出当时高压、黑暗的政治形势，让画面在磅礴大气中呈现出强劲的视觉冲击力。

1925年党的四大以后，工人运动迅速复苏和发展。这年的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十多名工人。暴行激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民众的愤怒。中共中央紧急要求各地党组织号召工会等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并决定发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

5月30日，上海学生2000余人涌上街头，举行抗议示威。以英国为首的租界当局拘捕学生。当天下午，游行群众要求英国巡捕释放学生。英国捕头竟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实行血腥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等组成行动委员会，组织全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号召人民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上海为中心的五卅运动很快波及全国，从工人发展到学生、商人、市民、农民等社会各阶层，形成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帝运动。

这次运动继五四运动之后，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精神，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并且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大革命风暴的序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干部，为以后党领导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奠定了基础。

10

杨之光  国画  1959年

杨之光的国画《毛主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创作于1959年，属于运用中国画语言创作领袖画像比较早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开拓价值，它对杨之光后来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画面选取了青年毛泽东正在同几位农民谈话的场景，毛泽东站在农民们中间，而几位农民则正在聚精会神的倾听。作品构图成熟，画家将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场景置于中国传统的建筑环境之中，体现出一种现代和传统、守旧和革命的对立。尽管作品水墨语言淡雅，但其中却蕴含着激情澎湃的革命激情。

1924年1月，国共合作的实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开展。为培养农运干部，在中国共产党倡议下，从1924年7月到1926年9月，广东革命政权在广州先后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了700多名农运骨干，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

1926年7月，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1926年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为加强对农运的领导，1926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1927年1月，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毛泽东在武汉主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3月正式上课，学生来自全国17个省，共800余人。毛泽东亲自担任《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等课程的教学，并作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专题报告。周恩来、董必武、瞿秋白、恽代英、方志敏、彭湃和郭沫若等人也都在农讲所讲课、作报告。1927年6月，农讲所举行毕业典礼。大多数学生被委任为农民协会特派员，深人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在长期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农讲所师生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11

罗工柳  油画  1959-1983年

罗工柳的油画《前仆后继》是一件经典历史作品。画作表现了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大批革命党人被杀害，但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一代又一代革命人士不畏艰难，前仆后继的悲壮场面，画作采用了黑白对比的简约语言来表现，色彩沉稳厚重，笔触凝练有力，强烈叩击观众的心灵。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国内外反动势力逐渐以国民党右派代表蒋介石为中心进行集结，蒋介石加紧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勾结，密谋举行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上旬，蒋介石和汪精卫、白崇禧等人举行一系列的秘密反共会议。接着，他收买帮会流氓集团，以对抗上海总工会。他又指使吴稚晖、陈果夫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篡夺上海人民的政权。

1927年4月12日，早就作好准备的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从租界冲出，身着蓝色制服，袖佩“工”字臂章，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当工人群众奋起抵抗时，国民党第26军强行解除了上海2700名工人纠察队的全部武装。驻在上海的帝国主义军队也纷纷出动，帮助蒋介石屠杀革命群众。

4月13日，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并有十万余工人、学生和市民集会抗议。当请愿队伍行至闸北宝山路时，突然遭到反动军队开枪射击，死亡100多人，伤者无数。接着，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在事变的三天中，遭杀害者300多人、被拘捕者1000多人、流亡失踪者5000多人。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这次政变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12

莫朴  油画  1957年

莫朴的《南昌起义》藏于军事博物馆。起义的五位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相对集中地出现在画面的主要部位，尤其是周恩来的画面空间位置，被处理在画面宽度的黄金分割位重上。画面视点居右，选择的画面瞬间是起义官兵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带领下群情激昂、高呼口号、红旗挥舞、枪支高举的一刻，画面总体呈现动荡感，气氛异常热烈。

1927年4月和7月，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大革命遭到失败。血的教训擦亮了人们的眼睛：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对付武装的反革命。

1927年8月1日凌晨，一声枪响划破了江西南昌城夜空。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两万多人，举行南昌起义。经过数小时激战，全歼守敌，占领了南昌城。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中共前委按照原定计划，率起义军向广东进军，计划以广东为基地再次组织北伐。但在大批敌军的围追堵截下，部队受到很大损失。但这次起义却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建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它如一声春雷，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后来，8月1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13

沈尧伊  油画  2000年

沈尧伊的油画《八七会议》以群像的方式再现了八七会议的场景。构图上突出了毛泽东的形象；会议的场面也根据史实突出了夏季和白区的特点。毛泽东手扶椅背的站立姿态，显示了他难平的心境，似乎正向与会者阐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思想。会场人物的组合比较生活化，人物的服饰突出了时代性和历史感。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等人的形象也刻画得十分传神。与会人物的目光大都集中在毛泽东身上，或专注倾听，或凝神沉思，或专心记录，具有很强的现场感。人物造型吸收了一些版画的表现方式，强调了人物轮廓线的处理，明暗转折分明，色调对比强烈，被风掀动的窗帘，既使静止的画面有了些微动感，又对当时的局势做了巧妙的暗示。技法上采用厚涂法，虽然白色、浅色是主调，但画面却显得肌理丰富，质感很强。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

在会议讨论中，许多同志批评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右倾错误。有的同志还批评了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毛泽东着重讲了军事工作，指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这个论断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

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14

何孔德、高泉、冀晓秋、陈玉先  油画  1973年

油画《秋收起义》用写实与象征相结合的艺术手法，表现了伟大的历史事件。在造型和色彩的运用上，充满了时代气息，场面恢弘、气势雄伟、主题人物离大突出、画面明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便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这是毛泽东《西江月•秋收起义》的词句。这霹雳一声暴动，就是他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南昌起义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四省发动秋收起义。八七会议结束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准备让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随即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发动和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27年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开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的计划。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枪杆子出政权的思想。会议确定在湘东赣西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9月9日，三路部队分别在修水、安源、铜鼓发动起义，但由于敌强我弱，起义部队均受挫。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通知各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决定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10月27日，起义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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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明、蔡玉水  国画  2009年

国画《刑场上的婚礼》以水墨人物画所特有的表现形式，塑造了两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慷慨赴难前的凜然形象。画中周文雍步履蹒跚身体前倾但却坚稳地站立，眼睹里充满对敌人的无比蔑视；陈铁军搀扶周文雍将脸庞轻轻地贴向周文雍肩上的细微动作，则深刻地突出了作品的主旨思想——刑场上的婚礼，讴歌了两位共产主义战士在革命斗争中建立起相互信任，荣辱与共的理想信念和生死相依的爱恋之情。画家在把握人物形象塑造的基础上，利用水墨画可进行大面积泼墨与渲染的绘画表现技法，产生出苦涩中透出浪漫的强烈对比效果，使绘画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得到了很好的表现。此外，作品将平淡的叙事风格与简洁凝重的表现手法巧妙地寓于作品之中，将革命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思想性巧妙地结合起来，使作品的主题思想得到了凸显与升华。

广州起义后，由于叛徒告密，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和广东妇协陈铁军夫妇被捕。在狱中，他们互相激励，经受住了敌人的威胁利诱和严刑拷打。敌人无计可施，最后宣判他们死刑。1928年2月6日，在广州红花岗畔的刑场上，面对敌人的枪口，他们当众庄严宣布在刑场上举行婚礼。

在五卅运动的影响下，出身华侨商人家庭的陈铁军，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并于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派她前往白色恐怖中的广州，协助周文雍工作。因为工作需要，党指示周文雍和陈铁军假称夫妻，合租一个房子，建立秘密联络点。工作上的互相帮助，特別是生死与共的革命斗争，把两个年轻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他们都以事业为重，顾不上谈个人的爱情。

广州起义失败后，广州陷入敌人大屠杀的血海之中。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周文雍和陈铁军坚持地下斗争，即便是被捕人狱，也不屈不挠。在监狱的墙上，周文雍写下了这样的诗篇：“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驱为群裂！”在刑场上，他们态度从容，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陈铁军向周围的群众宣布：“我们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结婚的礼炮吧！”一对革命情侣，就以这样的英勇气概慷慨就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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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孔德   油画  1980年

何孔德的油画《井冈山会师》，画面宏大，毛泽东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队伍已经来到井冈山，军民夹道欢迎，红旗挥舞。画面层次分明，纵深感较强。

“红军荟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间。”这是朱德为了纪念井冈山会师写的诗句。1928年1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近八百人从粤北转至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3月下旬，国民党军七个师向湘南地区反扑。为保存革命力量，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同敌人决战，朱德作出退出湘南、上井冈山的重要决策。还在3月上旬，当毛泽东得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正向井冈山方向撤退，当即决定兵分两路去迎接朱德、陈毅部上山。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由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和湘南农军组成的工农革命军，与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组成的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支具有北伐战争传统和战斗力很强的部队聚集到一起。两军会师不仅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而且对红军的创建和发展以及井冈山地区的武装割据都有重大意义。会师后，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从此，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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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孔德  油画  1972年

油画《古田会议》描绘了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讲话时的场景。毛泽东身着浅蓝色红军军服，右手掐腰，挥动左手讲话，表情严肃，姿态英伟，显示出一代领袖的风采。毛泽东身后是朱德等革命领袖，讲台旁边是与会的红军党代表们正在认真记录着，他们身着军服颜色不同，装束也不同，反映出了那个年代战争环境的艰苦。整幅作品色彩古朴厚重，画面气势恢弘。

1928年4月，毛泽东与朱德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后，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在创建根据地、实行民主集中等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即著名的古田会议。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大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八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会议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它所确定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为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功实践奠定了基础。古田会议因此成为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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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鸣等  油画  2008年

作者尽可能地摒弃了多余的戏剧性场面，只用背景中大片的雪地和硝烟急地上躺着的尸体，渲染了环境的恶劣和战斗的残酷。但方志敏依然很平静，反映了视死如归的心态，该画不仅对叙事的尺度作了一定的控制，也力图使叙事回到贴近真实的朴素状态。作者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力争使画面具有整体的历史可信度和艺术沉厚感。

方志敏，1899年生，江西弋阳人，赣东北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方志敏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江西的中共党、团组织，领导农民运动，建立农民自卫军。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潜回赣东北，组织农民武装。1928年1月，方志敏领导弋阳、横峰起义，并在磨盘山区进行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政权，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此后他曾担任过江西省委书记、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1934年红军长征前，方志敏奉命率领抗日先遣队北上，途中遭国民党重兵围困，因叛徒出卖于1935年1月在江西德兴县陇首村被捕。他在狱中坚贞不屈，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著作。1935年8月6日，方志敏于南昌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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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开玺、郑洪流、张文源、艾轩  油画  1978年

油画《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反映的是红军反”围剿"胜利后清理战场的场面。画面近景被打败的国民党军士兵和军官如霜打茄子一般，中间部分表现胜利的军民携着丰富的战利品兴高采烈，毛泽东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站在高处喜悦地望着凯旋的群众队伍。作品层次分明，国民党军队与红军形成鲜明对比，表现了党和红军大无畏的革命浪漫主义。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这是毛泽东为庆祝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写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上半阙。

1930年11月，蒋介石在结束同冯玉样、阎锡山的中原大战之后，调集十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四万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采取“诱敌深人”的作战方针，共歼敌一万多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1931年2月，国民党当局又调集20万军队，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红军三万人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仍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集中兵力，各个歼灭。红军先在东固大量歼灭敌人，随后连打五次胜仗，歼敌三万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任总司令，率兵30万人，采用“长驱直入”战术，分三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依然使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前后三个月，歼敌三万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下，根据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采取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集中优势兵力，坚决围歼的作战方针，消灭敌人三个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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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染  国画  1959年

李可染的《长征》是以毛泽东的诗词《七律•长征》为题创作的一幅山水画作品。在画面中景物横向展现，重山叠积，参差错落，雄奇壮丽。红军队伍沿狭窄山路从左往右横越画面。画家成功地将毛泽东诗词中的革命豪情与浪漫色彩视觉化。画中山体以浓墨重色写成，块面厚实稳重，以留白形成的山路，水道穿插其间。从深色过渡到留白，色调的明暗变化，平衡了画面厚重的体积感。全幅结构规整，笔墨精严，气象万千，将长征的艰难与优美的风累相结合，歌颂了党和人民红军的伟大。

1933年秋至1934年秋，由于“左”倾错误指导，中央红军在对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下旬，中央红军八万多人从江西瑞金一带出发西进，开始长征。

长征初期，由于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逃跑主义错误，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后，红军总人数已减至三万余人。紧要关头，毛泽东力主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贵州前进。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转战贵州、四川、云南边界地区，四渡赤水，强渡乌江，直逼贵阳，乘虚进军云南，抢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1935年5月，中央红军通过彝民区和突破天险大渡河，随后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于6月初到达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确定北上抗日的方针，并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斗争。1935年10月，毛泽东等率中央机关和北上部队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随后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合。红一方面军长征历时一年，最远行程约二万五千里，转战11个省，在陕甘地区建立了可靠的立足点和夺取新胜利的出发点。

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后，其他根据地的红军陆续也向陕甘地区转移。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成功实现了中国革命重心由东南向西北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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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尧伊  油画  1996年

沈尧伊的《遵义会议》创作历时二年半，曾四易其稿。作品选取了遵义会议开始前的场景，描绘了参加会议的二十多位参加者，人物形象和神态各异，深刻地展示了这场关系到党和中国革命命运的严肃斗争。画面选用了灰暗的色调，表现了当时政治气氛和革命形势的严峻。画家紧紧把握住特定历史时间和情景，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完美地统一起来，具有很强的艺木表现力和感染力。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集中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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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中信   油画  1955年

艾中信的油画《红军过雪山》采用宽阔的全景式风景布局，整幅画如严峻的史诗一般展开。人物和景色处理得简洁得当，体现了一种雕塑的整体感。雪原高寒苍凉，衬托出红军战士不屈不挠的意志，生动感人的形象，鲜明强烈的对比，又使两者相得益彰，深刻地表现了形式与主题的和谐统一，将“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诗意表现得淋漓尽致。

长征途中，红军不仅要突破敌人重兵围追堵截，还要战胜大自然中无数艰难险阻。其中，雪山草地是红军长征中走过的最艰难的路段。据统计，中央红军翻越的雪山主要有夹金山、梦笔山、达古山、亚克夏山、昌德山等五座，红二方面军翻越的有玉龙雪山、大小雪山、海子山、马巴亚山、麦拉山、德格雀儿山等十几座雪山，红四方面军在历时一年多的长征中，翻越的海拔44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五座，其中梦笔山、夹金山都是两次经过。

各路红军翻越的一座座雪山，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时常有狂风暴雪，冰雹雪崩，可谓险象环生。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一师四团作为全军先遣队来到夹金山下，拉开了过雪山行程的序幕。主峰海拔4950多米的夹金山，被当地藏族同胞视为“连鸟儿也难以飞过”的神山。党岭山是长征路上红军翻越的海拔最高的雪山，它的艰险从民谣中可见一斑：“党岭山，党岭山，上下总有二百三，终年积雪无人烟，十人上山九不还。”

尽管经过长途跋涉和一路作战，已经疲惫不堪，尽管穿着草鞋单衣，食不果腹，红军将士仍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把酷寒缺氧的雪山踩在脚下，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一路追剿红军的蒋介石，得到红军进入雪山后，采取了围而不攻的政策，他断定走向雪山的红军正走向死亡。但事实证明，包括皑皑雪山在内的任何困难，全都挡不住英雄的红军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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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源   油画  1977年

油画《红军过草地》的作者用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笔调，描绘了红军战士在环境恶劣的草地上艰难前进的场面。因为作者有过重走长征路的体验，在环境的刻画上显得胸有成竹。变幻莫测的天空、布满沼泽的草地，表现得真实自然。右侧一组人物，步履艰难地在泥泞中前进，他们相互搀扶、鼓励的神情，表现出革命集体的温暖；中景的指挥员一边行进，一边听着藏族向导介绍地形，身边背枪的战士，仔细瞭望前方的情况；后景一组战士，正奋力将一匹陷入沼泽的驮马拉出险境；一杆红旗迎风招展，宣传员正在给后面的部队鼓劲呐喊。平缓的斜线构图将这几组精心构思的人物一字排开，取勇往直前之势；前景部队已经沐浴在阳光里，而后续部队仍被乌云笼罩的处理方式，既突出了光明前途的寓意，又非常符合草地风云瞬变的自然特征。作品继承了我国军事历史画的优良传统，主题明确，主次有序；内容充实、细节丰富等特点，技法上遵循写实的传统，通过人物的动态表情，配以真实考究的道具，来展现经过精心选择的情节和人物，以期再现事件的历史原貌和人物的精神状态。

草地，其实就是高原湿地，为泥质沼泽，气候恶劣，鸟兽绝迹，人烟荒芜。草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长500余里地，横宽300余里地，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红军过的草地主要是现在的川西北若尔盖地区。红军过草地的时候，正好是秋季来临，又赶上雨季，本来就已经积水的沼泽地，大都变成了漫漫泽国，草地上又是野草茂盛，草丛里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难以辨别方向。

1935年8月，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在中共中央统一指挥下，分別从卓克基和毛儿盖出发进入草地，计划到巴西一带会合，继续北上。21日，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等率领，自四川毛儿盖出发，进入草地。经过七天的艰苦努力，右路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出了人迹罕至、气候变化异常的茫茫草地，于当年8月27日到达草地尽头的班佑地区，左路军也同时到达阿坝地区。

过草地同爬雪山一样，红军用坚强的意志挑战生命极限，成就了“中外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作为长征史上最艰苦的象征，它们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决定，经过长征特别是爬雪山过草地的人都可以入党，因为这是最好的考验。事实证明，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钢铁的队伍，不畏牺牲和任何艰难困苦，这也是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基本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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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亮、张自嶷  油画  1977年

《三大主力会师》的怍者用壮阔的画面，表现了红军二大主力胜利会师这一令人激动的历史时刻。画面以挥舞旗帜的两队红军奔跑着，相拥在-起的场景为主线展开，人物的表情丰富多彩，有久别重逢后的喜悦，有意外相见的惊奇，有喜极而泣的激动，有兴高采烈的呼喊……前景的陕北赤卫队员兴奋地将红军小号手举在空中。作者扎实的造型功力和精湛的油画技法更增添了画面的艺术感染力，人物组织节奏分明，形态准确生动，表情丰富传神；动态的构图，灰暖的色调，明快的光线，营造了一片欢乐的景象；精准概括的用色，气息贯通的用笔，与画作欢庆的主调十分和谐。

这幅画，立意取自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在这首诗中，毛泽东豪迈地描写了红军长征及其表现出来的伟大精神：“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继续进行分裂活动，受到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抵制和反对。张国焘在南下失败、分裂活动遭到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反对、广大指战员要求北上的情况下，于1936年6月6日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并于10日复电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北上。22日，中共中央指示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甘南，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

红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克服重重困难，通过茫茫数百里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于9月中旬进入甘南。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夏的豫旺堡地区南下，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10月9日，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终于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师，历时两年的红军长征全部结束。

红军长征，转战14个省，冲破国民党军数十万兵力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险阻，忍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终于完成了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红军长征的胜利，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会师，为开展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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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坚   油画  1980年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立意以陈毅的著名诗篇《梅的三章》为参照，采用了竖构图，取局部，突人物的方式。画面主人公的形象刻画得有深度，表现出战争环境的艰苦指挥员的沉稳和诗人的豪情。在光的处理上也自然，恰到好处，又突出了画面凝重的氛困。用色上以黑色，灰色间穿插着绿色和自色，不但再现了“创业艰难百战多”的残酷环境，而且传达出“人间遍种自由花”的烂漫。

从1934年下半年到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红军主力相继战略转移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八个省的十几个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中央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同时成立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留在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游击队、机关工作人员等共三万余人。中共中央赋予他们的任务是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反攻，恢复和扩大中央根据地。

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队向各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妄图消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反复“清剿”和血腥镇压，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一起，进行英勇顽强的抵抗。他们钳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而且保存了革命的种子，坚持了游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南方的战略支点，各部队及游击队也成为新四军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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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江舟   国画  2009年

国画《热血一二·九》在造型上采用写实水墨人物造型方法，画面的下半部主要由三组人物组成：中间为北平学生游行的队伍，右侧为爱国民主人士，左侧为军警镇压下的学生。三组人物并非同时空下的瞬间再现，而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人物的组合，此种艺术方式，不是真实场景的呈现，却加大了画面的精神容量，人物刻画方面具有激越、义愤、不屈的整体氛围，同时尽可能地突出人物的个性。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将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北平、天津的青年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时刻，国民党政府依旧软弱退让，丧权辱国，更加助长了日本吞并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侵略气焰。

紧急关头，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停止一切内战，共同对日抗战。1935年11月，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并领导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领导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当得知国民党政府准备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实现日本侵略者要求的所谓“华北特殊化”的消息时，北平学联党团果断决定，在这一天发动抗日救国请愿游行。

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和部分中学的数千名学生涌上北平街头。学生们的抗日民主要求被当局拒绝后，决定将请愿改为示威游行，又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30多人被捕，几百人受伤。12月10日起，北平各校学生实行全市总罢课。16日，学生们再次发动大规模游行示威，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一二·九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各地学生纷纷举行抗日集会和游行示威，工人罢工，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成立各界救国会。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很快扩展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预示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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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逸飞   油画  1977年

陈逸飞的油画《黄河颂》以宽银幕式绘画描绘一位红军站在黄河旁的山岭，眺望天际。作品的形象塑造注重造型的块面处理和笔触表现：战士的腿部及其立足的岩石等受光面，笔刀兼用，积色较厚，刻画既结实又潇洒；画面色彩明亮，有着光芒万丈的金光感。这些都完美地体现了陈逸飞所接受的严格的苏联教学体系的技术性训练，同时，陈逸飞善于吸收和转化的聪敏，也在《黄河颂》的构图经营上得到体现。

古往今来，黄河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的民族品格。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黄河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自然河流，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与旗帜。

在抗日战争时期，歌颂黄河就是歌颂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保卫黄河就是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黄河颂》紧紧扣住这个中心思想，将当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伟大精神传达出来。黄河在咆哮，中华民族在怒吼，中国人民在战斗。这就是黄河发出的中华民族的战斗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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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山石、翁诞宪  油画  2009年

在构图和人物的安排上，全山石和翁诞宪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草图采用了略带象征的手法，背景是长城、烽火台，直点“血肉长城”的主题。画面最前面的一组人里有党代表、青年人、老百姓，有手挽手的知识分子在喊口号，有游行的队伍，人们的表情坚毅而愤慨，静止的画面呈现出瞬间的动态感，画面人物坚定不屈的拼搏精神跃然纸上。

在色调的处理上，全山石表示，他们试图用浓重的色彩烘托出画面的庄重感，天空的背景是红色，兼有朝霞和烽火两重含义。在人物的处理上，主要人物有光束照耀，很有舞台效果。整个画面是一种暖而严肃的色调，让人振奋。

为突出党的领导，画面的中心人物塑造为一个党代表，旁边有一个年轻的小战士，后面有负伤的战士，有人从地上爬起来，还有人继续愤怒前行，人和人紧挨着，组成长城形状的人带，他们以血肉之躯铸成了中华儿女的钢铁长城。

《义勇军进行曲》是聂耳于1935年为故事影片《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歌词由田汉所作。由于该歌曲高亢、激昂，反映了时代的心声，它很快就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一次通过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白色恐怖中请缨，血雨腥风下酝酿，《义勇军进行曲》凝聚着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戏剧改革的先行者田汉与中国新音乐的奠基者、人民音乐家聂耳的双重智慧。《义勇军进行曲》不仅是田汉与聂耳的最后合作，也是聂耳音乐生涯的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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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浩   油画  2009年

作品以强烈的动态和白热化的战斗场景，再现了中国军队在强敌面前无所畏惧的英雄主义气概。画家把视点放到沟底，以描绘短兵相接的肉搏场面为主体，这样的处理方式，既避免了俗套，转换了角度，还能把平型关战斗的特点及细节尽量丰实地表现出来，使战争的残酷性得到深刻的体现。由于作者有着多年的军旅经历，对战争历史、战术动作及装备、服饰等道具非常熟悉，因此，在创作中能够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和个性。奔放的笔触和线条充满表现力，灵动的身姿和复杂的人物关系极具力量感和冲击力。画面浓烈的硝烟气息扑面而来，体现出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

“集思上寨运良筹，敢举烽烟解国忧。潇潇夜雨洗兵马，殷殷热血固金瓯。东渡黄河第一战，威扫敌倭青史流。常抚皓首忆旧事，夜眺燕北几度秋！”这是聂荣臻元帅在86岁高龄时写下的《忆平型关大捷》。

平型关位于山西省繁峙、灵丘两县邻接处，为内长城重要关隘。1937年9月中旬，为配合第二战区国民党军作战，阻滞日军的攻势，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15师进至平型关以西大营镇待机。

9月20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占领灵丘县城，并继续向平型关进犯。23日，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15师向平型关、丘间出动，相机侧击向该线进攻之敌。第115师受令后，决定利用平型关东北的有利地形，以伏击手段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的日军。24日，林彪、聂荣臻组织营以上指挥员进行实地勘察，并确定“拦头、斩腰、断尾”的部署。为隐蔽行动企图，各部队当晚冒雨进入阵地，并于25日拂晓前完成了战斗准备。

25日晨7时许，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和大批辎重车辆，全部进入第115师设伏地域。由于道路狭窄，雨后路面泥泞，车辆人马行动缓慢。第115师抓住有利战机，突然发起攻击，一举全歼被围日军，战斗胜利结束。这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不仅支援了平汉路和同蒲路上的国民党军作战，而且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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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新、白展望  油画  2003年

百团大战是我军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次重要战役，由于参战人员多，战场分散，持续时间长，要用独幅画面来表现难度很大。作者经过反复研究资料，数易其稿后，采用避实就虚的方法来构思画面，不拘泥于一时一地的真实，而是着眼于结果的真实。画面的主体由一队冲锋陷阵的八路军将士与弥漫在烈火硝烟中的古长城组成。构图取由外向里推进的方式，视角十分独特。作者犹如置身于现场，在那激动人心的瞬间，放眼环顾自己的战友，他们前赴后继的背影正形成不同的波次，直指画面中上方的日寇据点，战场的气氛惊心动魄。古长城的象征意义是画面的一个亮点，它使画面的场景有了经典的意味，使这个情节变得更有价值——“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波澜壮阔的视野，一泻千里的纵深，滚滚向前的战士，刺破青天的尖刀，这组一气呵成的意象，近乎完整地将《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义形象化，把作品的主题推向了高潮。画面人物造型雄浑，色彩沉厚，对比强烈。技术上的求“大”求“整”，饱满的情绪、激荡的旋律、明快的节奏，加强了视觉冲击力。率意奔放的绘画语汇，抒情而有张力，使各种绘画元素幻化为一个激昂、明亮的视觉图像，具有史诗般的辉煌与苍茫。

1940年夏秋，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加紧推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企图摧毁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为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克服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危险，八路军总部决心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役。战役发起后，共105个团20余万人参加作战，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配合，由此得名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分为三个作战阶段。第一阶段（1940年8月20日至9月10日），是交通破击战，重点摧毁正太铁路，使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陷入瘫痪。第二阶段(9月20日至10月5日），扩大第一阶段战果，重点攻占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打击伪政权组织，进一步扩大抗日根据地。第三阶段（10月6日至12月5日），中心任务是反击日军大规模报复“扫荡”。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这次战役毙伤日军20000余人、伪军5000余人，拔除据点2900多个，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缴获各种火炮50余门、各种枪支5800余支（挺），迫使日军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

百团大战对坚持抗战、遏制当时国民党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进一步鼓舞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用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诬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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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山石   油画  1989年

《八女投江》这幅作品隐晦地使用了象征语言，更明显地采纳了画家所擅长的写实性描绘。这是历史画创作的两种倾向。在油画传统中，历史画一直居于各门类之首，等同于文学中的诗歌的位置。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对画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历史画创作中，画家必须将历史知识、个人丰富的想像力和驾御各种绘画媒介的特殊技巧有机地、巧妙地结合起来。这幅作品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例如，此画由三道水平格局所构成：墨云翻滚的红色的天，从容迈向江心的八位女英雄以及惊浪拍石的江流。这三个部分的色彩对比、人物形象的节奏和不同质地的其他成分的组合，不但传达了真实的气氛，而且都有效地烘托了画家借助这个题材所要表现的人类精神，即一种类似“宁死不屈”的高尚品德。

1938年夏天，日本关东军纠集日伪军在松花江下游展开了“三江大讨伐”，东北抗联第四、五军为摆脱困境决定向西南五常地区远征，途中遭到日军多次围追堵截，牺牲了很多抗联战士。10月下旬，抗联第五军第一师的一支百余人的队伍被乌斯浑河挡住了去路，一千多日伪军将抗联战士包围。

在生死关头，第五军妇女团指导员冷云果断地组织已行至河边准备渡河的八名抗联女战士，毅然放弃渡河，分成三个战斗小组，从背后袭击敌人，吸引日伪军火力，掩护大部队突围。敌人以为中了埋伏，抽出一部分兵力还击，抗联大部队乘机突出了日军的包围圈。由于力量悬殊，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八位战士，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拒绝投降，宁死不屈。她们毁掉枪支，高唱着《国际歌》，毅然投入乌斯浑河，壮烈殉国。牺牲时，她们中年龄最大的冷云23岁，最小的王惠民才13岁。

八女投江的壮举，表现了中华民族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1986年9月，牡丹江市举行“八女投江纪念碑”奠基典礼，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为工程奠基题词：“八女英灵，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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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迎春、 杨力舟  国画  1984年

王迎春、杨力舟的《太行铁壁》以高山寓意不可战胜的人民力量的象征性构图，发挥了国画笔墨和现代造型手法，运用宋人山水大小斧劈皴法，进行了形式探索，达到了空前效果。艺术家强调象征和喻意，将朱德、彭德怀等党的领导人描绘如山石雕刻般耸立，气势撼人。技法上用侧锋、大斧劈皴法表现，用笔奔放，使象征性的手法素描造型与写意笔墨的人物形象塑造有机统一。画面采取纵向式构图人物排列紧凑有序，极具视觉冲击力。

“红日照通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明，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这首由桂涛声作同、冼星海作曲的《在太行山上》，歌唱出了当年八路军将士英勇杀敌的壮烈。在国画《太行铁壁》中，画家则通过另种艺术表现手法，用一组由将军和农民战士组成的群像，生动地刻画了抗战烽火中巍然屹立在太行山上的民族之魂。

1938年春，八路军总部和129师进驻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的长期驻地之一太行山麓的武乡，成为指挥八路军抗战的中枢。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等人，都曾在这里长期生活和战斗过。在太行人民的支持下，八路军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一支中坚力量。到1945年抗战胜利，抗日根据地已由晋察冀、晋冀豫、晋绥边区3个发展到19块，抗日军民对敌作战10万余次，歼灭日军43万，伪军90余万，整个解放区人口达1亿多。八路军由出征抗战伊始的4万余人发展到102万之多，成为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对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伟大的实践必然产生伟大的精神。在这块饱受战火考验的热土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太行人民在取得抗击侵略者伟大胜利的同时，也孕育了伟大的太行精神：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艰苦奋斗，万众一心、敢于胜利，英勇奋斗、无私奉献。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一座历史丰碑，也是展现中华民族崇高精神的一面光辉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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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建俊  油画  1959年

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是一幅表现抗战的经典之作，画作抓取烈士跳崖之前横眉冷对日伪军的场面。五位壮士呈金字塔式构图，具有纪念碑般的效果，坚实而不可撼动，五个人动作神态各异，或回头怒视，或大义凜然，有的战士紧握双拳，表现出依然想消灭敌寇的愿望。作品中人物描绘惟妙惟肖，具有较强的体积感，整体色调偏冷，演奏出为中华民族献身的壮丽篇章。

1941年9月，日本侵略军对河北省西部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围剿”。25日，日伪军3500多人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分几路向转战在狼牙山地区的晋察冀军区红一团进行围攻，企图歼灭该地区的八路军和地方党政机关。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某部第7连奉命掩护党政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完成任务撤离时，留下第6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五人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他们利用有利地形，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毙伤90余人。

按照上级规定的时间，同敌人战斗了一天的五位战士，已经胜利完成了牵制和掩护任务。9月26日，为了不让日伪军发现连队转移方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棋盘陀峰顶绝路。五位战士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死不屈，毁掉枪支，义无反顾，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和胡福才坠落崖底，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跳崖后被半山腰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带伤归队。

五位战士的壮举，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授予三名烈士“模范荣誉战士”称号，并追认胡德林、胡福才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通令嘉奖葛振林、宋学义，并授予“勇敢顽强”奖章。从此，“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便广泛地流传开来，受到人们的崇敬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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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工柳  油画  1951年

在罗工柳的名画《地道战》中画家选择了准备战斗的瞬间，使静默的场面蕴藏着一种紧张的气氛。画面中刚从地道内探出身体的妇女，往房顶运送武器的青年，向屋外望的拎枪人，都巧妙地拓展了画面的空间，同时也将这特殊的游击战形式表现得十分典型和生动。

1941年秋，冀中平原的抗日斗争进入困难阶段，日伪军“扫荡”日益残酷。为了保存自己的力量，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冀中人民抗日武装开始挖掘和利用地道对日伪军进行斗争。起初，在自己家中挖单口隐蔽洞，但很快遭到日伪军的破坏。后来，把单口隐蔽洞改造成能进能出的双口隐蔽地道，仍不能适应战斗需要，多数地道遭到破坏。

1942年夏季反“扫荡”开始后，中共冀中区委和冀中军区号召冀中人民普遍开展挖地道的活动，地道的构造不断改进和完善，初步形成户户相通、村村相连，既能隐蔽转移，又便于依托作战的地道网络，成为长期坚持冀中平原抗日斗争的坚强地下堡垒。地道一般宽1米，高1.5米、顶部土厚2米以上，地道内设有瞭望孔、射击孔、通气孔、陷阱、活动翻板、指路牌、水井、储粮室等，形成能打、能藏、能机动的阵地体系。

人民抗日武装依托地道，并与地面工事相结合，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在多次战斗中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日军惊呼，冀中出现了奇幻战争！在开展地道战的斗争中，涌现出了河北清苑县冉庄、顺义县焦庄户、满城县石井村等典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平原抗日军民的一个创造，是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一种有效的作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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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芒耀等  油画  2007年

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江苏淮安东南车桥地区对日伪军进行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画家以一个纵深感很强的宽阔场面，将战斗的多个场景融入同一个画面中。前景是以捕捉敌俘的场景和远处仍在厮杀的场面，用一个背对观众举枪射击的战士形象连接起来，在二维平面中制造出最理想的三维空间。画家恪守大型历史画是用画笔书写历史的理念，着力展现了最真实的历史感和现场感。通过写实的人物环境与精心安排的构图，在硝烟弥漫中定格了一个新四军英勇作战、胜利在望的精彩瞬间。

车桥战役是1944年春，新四军在江苏省淮安县的车桥地区对日伪军进行的进攻战役。车桥镇是联系苏北、苏中、淮南三块抗日根据地的枢纽。新四军第1师兼苏中军区集中五个多团的兵力，由副师长兼副司令员叶飞指挥，釆取攻点打援的战法展开攻击。

战斗于3月5日凌晨打响。担任主攻车桥的第7团远程奔袭，利用夜暗，很快攻入镇内，全歼伪军一个大队。新四军强攻车桥，令淮阴、淮安等地日军极为震惊，纷纷出援。日军第72旅团第60联队等部共700余人，由山泽大佐率领，分批驰援车桥。第一批增援日军，行至芦家滩附近遭到新四军第1团预伏部队的迎头痛击，被迫缩回韩庄固守。日军第二、第三批援军也遭到新四军第1团的正面打击和侧后突击，被迫猥集于韩庄。随后，第1团对韩庄日军发起总攻击，给敌以重大杀伤，击毙日军大队长山泽大佐。6日2时，陷入混乱的日军开始突围，又被第1团切成数段，大部被歼。战役胜利结束。

经过一天两夜战斗，新四军共消灭日军大佐以下465人、伪军480人，攻克车桥及周围据点12处。此役是华中新四军歼灭日军最多的一次歼灭战，实现了苏中抗战形势的根本好转，成为华中敌后战场转入局部反攻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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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大畏  国画  2009年

施大畏的国画《永生—1941年1月14日皖南》采用超现实的象征手法表现皖南事变这一重大事件。画面中的新四军战士如山崖般铸成，具有不可撼动的力量，同时画面中血淋淋的剌刀，表情痛苦的新四军战士，暗示了在皖南事变中国民党残忍的手段所做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两侧飞起的象征和平与希望的白鸽更突出血淋淋的事实：作品没有过多情节的描绘，纪念碑性的艺术效果颂扬了新四军在这场事件中为了抗日而做出的隐忍与努力，不禁让观者动容。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是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刊登的亲笔题词。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制造反共磨擦活动。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僖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将50万人合并缩编为10万，并做好了伏击准备。

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中共中央同意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1941年1月6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部队英勇奋战七昼夜，除约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它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的正确方针。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向国民党提出严正抗议。针对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决定，中共中央军委于1月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了各界人士、民主党派的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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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工柳   油画  1951年

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地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罗工柳的这幅画作真实再现了这一会议场景。画面采用水平线构图，通过与会人员的视线将毛泽东带到画面中心位置，突出了领袖形象显得十分生动、真实。画面色彩处理层次较为单调，油画的笔触肌理也不明显，反映了当时油画的风格。

1942年到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前，党在领导敌后抗战的同时，在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主要内容是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1943年12月，毛泽东特意为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题词：“实事求是”。整风运动就是要在全党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教育全党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整风运动采取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教育和必要的思想斗争，达到弄清思想、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千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正式结论。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整风运动结束。整风运动为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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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嶷   油画  1959年

王震评价说，这幅画是他看到的表现南泥湾大生产的画中最真实的，“生产、战斗、学习，主题明确”。画面通过波澜壮阔的黄土群峦巧妙地分割成一种“S”形的构图，近景处的连长、连指导员和老农等构成一个饱满的圆形，形成整个画面的视觉中心。烧荒的烟气賦予了贫瘠的黃土高坡一派向上升腾的气氛，阳光下金灿灿的笑容昭示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只有远方的窑洞不时提醒着观者当时环境的恶劣和收获的艰难。八路军在南泥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现实，被恰到好处地升华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壮阔气象。

1938年10月，日本军队占领武汉后，逐步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中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国民党在日本帝囯主义诱降面前，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包围封锁各抗日根据地，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经费，加之华北等地连年遭受自然灾荒，致使整个杭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极大困难，军队供给濒于断绝，陷入没稂吃、没衣穿、没被盖、没经费的困境。

为了支持长期抗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动员抗日根据地全体党政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渡过难关。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生产自给“，要求部队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参加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和群众响应号召，首先开展起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动手，种菜纺纱。

1939年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保卫边区任务的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于1940年底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实行屯田政策，很快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经过几年艰苦奋斗，南泥湾的面貌发生深刻变化，成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边区许多部队粮食、经费达到全部自给，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这不仅支持了艰苦的抗战，而且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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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建勋  国画  2009年

《东方红一一杨家岭1945》是画家毕建勋为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创作的一件优秀作品。画面将七大前后在延安的主要领导人置于前景；中央大礼堂置于中景，远景为杨家岭山峦起伏的广角地貌，暗合毛泽东在七大所作《愚公移山》讲话之意。主要领导人住的窑洞皆符合实际位置，整个画面有东方欲晓的意境。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在大会上，毛泽东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七大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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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坚  油画  2003年

《公元1945年9月9日9时·南京》是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画家陈坚花费十六年心力的鸿篇巨制，是唯一反映二战日本投降题材的长六米的大型油画。画中260多个人物都是根据历史真实人物创作，栩栩如生。油画虽有一些与史实不符，但整画气势磅礴，生动真实再现了1945年9月9日9时在南京，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及他的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向国民党政府代表何应钦递交投降书历史事实，深刻反映出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递交投降书的庄严场面，达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完美统一。油画还荣获了全国第十届美术作品展金奖等奖项。油画现存于抗日战争纪念馆。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举行。受降席居中座的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左为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将张廷孟，右为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投降席上有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驻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茂三郎、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7人。参加受降仪式的中国方面，还有国民党将领汤恩伯、王懋功，李明扬、郑洞国等。盟军将领有美军麦克鲁中将、柏德勒少将，英军海斯中将等。

1945年9月9日正9时，何应钦将日军降书交付冈村宁次阅读签字，冈村宁次将降书一一阅读，签字时手微颤抖，签字盖章毕，低头俯视降书达50秒钟。

9时6分，何应钦用毛笔签字毕。

9时8分，何应钦将蒋中正第1号命令交参谋长转送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再于受领证上签字盖章。

9时10分，中国战区日本受降仪式完毕，日本代表退出会场。

何应钦向全国及全世界人士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南京受降仪式顺利完成。他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亦从此开一新纪元。

9月10日被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武装包围的日本侵略军，被迫投降；拒不投降者被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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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尚谊  油画  1961年

“十二月会议”是中共中央于1947年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会议。在会上，毛主席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作品就是对这一历史情境的反映。

在创作中，画家显然更注重的是毛主席肖像的神似特点。此外，为了让人物的轮廓更加鲜明，画面的构图特别讲究单纯，不仅只取了毛主席的上半身肖像，还强调了右手手势和面部特征的描绘；而在背景的处理上，也只有单纯的暗红色，并以稳重的色调来与“十二月会议”特定的政治基调保持一致。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会议全面制定了党的行动纲领，准备夺取全国胜利。

会上，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阐明了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方针和政策。军事方面，毛泽东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阐明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使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更加系统化理论化；经济方面，明确宣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政治方面，重申了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十二月会议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会议。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说：“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会议所制定的政治、经济纲领，比《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纲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整个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纲领性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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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鲁   国画  1959年

石鲁的《转战陕北》独具匠心，一反画领袖形象的固有范式，将毛泽东置身于黄土高坡，成为大山大水中的点景。作者大胆取舍，通过对西北山川的描绘塑造了一个大气磅礴的空间。一方面突出了领袖形象；另一方面又把观众带到一个具体的历史场景之中，唤起了观众的联想，让人感到山谷间似乎隐藏着千军万马，构思巧妙，匠心独运。

1947年3月18日晚，在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的枪炮声中，毛泽东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居住了十年的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伟大历程。临行前，毛泽东对前来送行的西北野战兵团的领导干部们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3月19日上午，西北野战军主动撤离延安，开始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确定的“蘑菇战术”，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与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陕北高原周旋，并连续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歼灭战，有效地策应了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奠定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重点进攻的基础。

3月29日，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河北平山，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留在陕北，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此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坚持转战在陕北，在极端艰苦险恶的环境中指挥着西北和全国各个战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真可谓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1948年3月23日，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东渡黄河，前往河北平山西柏坡。4月21日，延安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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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尧伊  油画  1998年

作者以写实的笔调和开阔的构图将敌我双方交战的激烈场面作为背景，把指挥员沉稳坚毅的神态刻画的非常生动，画中不论是写实的人物形象还是背景上含有写意笔趣的山峦、枯树，在造型和色彩语言上都有舒畅的流动感。

人民解放军刘邓、陈栗、陈谢等各路大军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在1947年7月至9月间相继由内线转向外线，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同时、内线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逐渐转入反攻。为了策应陈谢大军南渡黄河，西北野战军于8月6日开始围攻榆林，到11日撤出战斗，调动了胡宗南部主力北援。8月20日，西北野战军乘南北敌军尚未会合之际，在沙家店地区一举歼灭自榆林南下的国民党军整编第36师主力。此役共歼国民党军六千余人，至此，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队陕北的重点进攻，从根本上扭转了西北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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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惠民、陈建军、张鸿伟、李武、

王希奇、曹庆棠、付巍巍  油画  2009年

《攻克锦州》中，我们看到画面中的士兵前赴后继奔向前线，纵然有人倒下但人流一直不断向前。除去作品中的政治因素，我们看到，支撑这些战士不断前进的正是这些人对于幸福与自由的追求。千万的这种理想凝结成了集体的目标，这不正是个人的理性统一于群体的表现吗？画面中的士兵形象可以换成其他形象，解放战争的时刻也可以换成别的时刻，作品所描述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亦是人们作为群体性动物的一种理性表现，当从集体的视角去阐释这种表现时，就会成为一种恒定的精神原则，即理性本身。这幅作品没有通过抽象的图示来表现人类的理性，也没有通过新奇的手法表现人们的生活状态，而是将人类的理性置于历史事件中，这不仅使得作品主题本身表达更为生动，而且也更加容易让欣赏者觉察到，更好地去实现全景画本身的现实作用。

锦州位于辽宁省西南部，扼守华北通向东北的咽喉要道辽西走廊，是兵家必争之地。

1948年5月，东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东北野战军从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国民党军。中央军委深思熟虑，决定同国民党军展开战略决战，并制定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1948年9月辽沈战役开始后，东北野战军首长在中央军委的指示下，把辽沈战役的第一个要点选在了锦州。从9月12日起，东北野战军首先南下北宁线，切断了东北与华北的联系，主力隐蔽南下，分割包围了义县、锦州、锦西、兴城、绥中等要点。9月34日，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插入锦州城北，彻底切断了义县与锦州的联系。28日解放了绥中，29日夺取了兴城，10月1日攻克了义县。

10月10日，毛泽东致电林彪：“你们应尽可能迅速地攻克锦州。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东北野战军按照军委的电示，对国民党援军进行阻击，集中主力16个师，在炮兵火力支援下，于14日开始向锦州城发起总攻，经过31个小时激战，于15日傍晚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守军10万余人，俘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范汉杰等，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上撤向关内的大门，也加速了东北解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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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新、白展望、窦红  油画  2009年

油画《平津战役——会师金汤桥》，选取了这场战役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进行描绘。画面中人民解放军在清晨富有节奏感的阳光下会师，铁桥结构和会师队伍营造出宏大场面。作品对人物的造型、服装、环境、战火硝烟都有细致入微的刻画，残酷战争之后战士脸上的伤口和包扎的绷带，表明这场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作品中的金汤桥巍然耸立，见证了这场战争的艰辛与悲壮，这种手法创作的历史画表现了一定的历史深度。

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发展，中央军委认为国民党部队放弃平津地区，撤退并加强长江防线的可能性增大，这对于渡江作战不利。为此，中央军委于1948年11月18日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立即入关，在华北军区主力协同下提前发起平津战役，抑留并歼灭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

平津战役分为三个作战阶段：第一阶段（11月29日至12月20日），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五个地区内，封闭了其西逃和南逃的一切道路。第二阶段（12月21日至1949年1月17日），按照中央军委确定的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原则，各个歼灭新保安、张家口、天津之敌。第三阶段（1月18日至31日），和平解放北平。

画作选取了第二阶段解放天津战役中会师金汤桥的场景。1949年1月14日，东北野战军集中5个纵队、22个师共34万人，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方针，经29小时激战，东西对进的解放军于15日凌晨在金汤桥会师，鲜艳的红旗插上了桥头。天津解放为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华北地区除太原、新乡等少数几个国民党军孤立据点外，均获解放。平津战役的胜利，连同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丧失了三大精锐战略集团，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发生了根本动摇，为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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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浅予  宣传画  1959年

叶浅予的《北平解放》借用传统界画的创作形式进行创作。前门城楼下人山人海，手持条幅或毛主席头像庆祝北平解放。城楼上也是彩旗飘扬，“欢迎人民解放军”的条幅赫然入目，前门后面京城的古建筑隐藏于祥云之中，天空中有象征和平的白鸽飞过，一片喜庆景象。作品画面以大红为主，色调构图以前门为主体，人群、建筑和祥云错落有致，充分表达出艺术家喜悦的心情。

天津解放后，北平25万守军陷于绝境。鉴于北平是世界驰名的文化古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尽最大努力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北平。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釆取多种形式，直接做傅作义及其周围人员的工作，爱国民主人士也呼吁傅作义走和平谈判道路。傅作义是抗日名将，并和共产党有过友好往来，在内战中执行蒋介石的“戡乱”反共政策，但随着国民党军的不断失败，逐步对蒋介石的统治失去信心。从1948年12月起，傅作义派代表到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三次正式谈判，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条件。

1949年1月21日，双方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协议》。随后，北平守军陆续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改编。3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和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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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西  国画  1984年

《解放区的天》描绘的是解放区的人民欢庆自己在土地改革中翻身做主人的欢乐场面。画面近处的轿子挂满红花，欢快的儿童在人群中奔跑，画面中央手持板凳的毛泽东和农民亲切交谈，亲切而温和，人们难抑心中的欢喜，将这位解放区的领导人围了起来;画面远处吹唢呐、扭秧歌的队伍热情奔放、欢乐声响彻解放区的天际。作品构图层次清晰，歌颂了解放区领导人和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前方的红画和彩带传递着解放区人洋溢着的欢快情绪。画面中人物造型厚重，具有雕塑般的感觉，毛泽东的形象塑造极富感染力。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这首在大江南北广泛传唱的曲子，唱出了解放区经济社会建设的伟大成就，也唱出了解放战争时期的民心向背，反映出解放区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的历史画面。

如果说土地改革是解放区农民经济上的“翻身”，那么，实施广泛参与的民主选举，则是解放区农民政治上的“解放”。尽管受压迫的农民文化不高，当选举人民代表时，不少人还不会写字，但这挡不住人民行使当家做主人的权利。“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老百姓编出的的民谣，实实在在地反映了当年的民主氛围，反映了他们享受到民主权利时的高兴心情。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领导的这场民主运动，不仅得到了解放区人民的高度认同，而且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推动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使广大劳动人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新社会的主人，从而坚定了他们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人们从内心里发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呼声。对此，美国人贝尔登在《中国震憾世界》一书中写道：“不管对于解放区的农村社会流传着什么样的谣言，据我所观察到的，那里政府的贤明，是国民党区的政府根本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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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根兴   油画  2009年

骆根兴的历史题材、战争题材、军事题材的油画，既与很多艺术家“照片式”的复制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又与那些东拼西凑的裁剪，有着本质的区别。骆根兴这些题材的油画作品，在遵循客观历史的条件下，汲取中国画以线造型的技法特点，借鉴应物象形、气韵生动等中国画的核心理念，通过线的抑扬顿挫传递别样的心路历程、传递画外之画，没有了“刻板描摹”的纠结、没有了“生搬硬套”的拘谨，却充满了自由和写意性，充满了由心的抒发，写实处，能抓住瞬间的生动、能捕捉微妙的神态，充分再现某一时间的人物和场景，抒怀处，又激荡着浓郁的人文情怀，彰显出特定时期的厚重感，在潜移默化中，升华对某一段历史的认识。

到1948年秋季，中原、华东解放区空前巩固，两野战军已能在统一指挥下进行战役上的相互配合，协同作战。

9月24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根据形势变化，向中央军委建议乘胜举行淮海战役，为夺取徐州创造条件。9月25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华东野战军举行淮海战役。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及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五人组成总前委，刘、陈、邓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统筹淮海前线一切事宜。

淮海战役分为三个作战阶段：第一阶段（11月6日至22日），歼灭黄伯韬兵团，攻占宿县，孤立徐州。第二阶段（11月23日至12月15日），采取“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的方针，吃掉黄维兵团，挟住杜聿明集团，看住由蚌埠北援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第三阶段（12月16日至1949年1月10日），全歼杜聿明集团。

经过66天的激烈作战，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共歼灭和争取起义、投诚国民党军55.5万余人。至此，南线国民党军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均获解放。人民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等地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毛泽东欣喜地指出，淮海战役的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基本上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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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   油画  1961年

董希文的油画《百万雄师下江南》，描绘了横渡长江的解放军在江上不畏国民党军炮火英勇前进的场景。画面夜色朦胧，难以数计的解放军帆船迎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敌军的炮弹打在水面上，溅起了一个个水柱，最前面帆船是画面的重点，船头和船尾的战士奋力的撑船划桨，战士们手持红旗站在船上，没有丝毫畏惧。船帆在炮火的掩映下变成红色，在夜色里面格外醒目。整件作品具有较浓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为了赢得时间，伺机卷土重来，企图依托长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一方面宣告“引退”，由“代总统”李宗仁出面提出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总揽军政大权，加紧部署长江防线。

由于国民党要求进行和平谈判，人民解放军数度推迟渡江南进的时间。当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已达成的和平协定上签字后，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于4月21日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0日晚至21日晚，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大军，发起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渡江作战。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陆、海、空军组成的长江防线。22日，国民党军实施总退却，分别向浙赣路、杭州和上海撤逃。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灭亡。

历时42天的渡江战役，亦称京沪杭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43万余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以及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各一部，为尔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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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逸飞、魏景山  油画  1977年

油画《攻占总统府》的构图的视平线定得较高，既便于塑造主体的人物形象，又能在背景上展现宏大的场面，可将远处的钟山和南京城的建筑尽收眼底。画面着力塑造了一组不同年龄、经历和性格的普通战士群像，宛如一座士兵的丰碑。处在中心的是一位身经百战，老练精悍的战士，他扯下了千疮百孔的国民党旗，正挥臂展开红旗准备升上高空；指挥员伸出戴着手表的手腕，为的是记住这令人难忘的时刻。作品画面浓郁的历史感，形像的真实性，独特的油画表现力，与英雄主义理想和审美追求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令人难忘的历史画面，其社会影响和艺术成就在中国油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49年的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 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百万雄师以摧枯拉朽之势强渡长江，占领了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4月24日凌晨两点，集结于鼓楼的14师312团命特务连跑步占领总统府，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蒋介石“总统府”的门楼上。

捷报传到北平，毛泽东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诗句：“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诗歌气势恢宏，语言铿锵有力，表达了解放全中国的必胜信念！

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完全崩溃。接着，解放军又以破竹之势，解放华东、中南和西南的大片土地。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神州大地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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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坚   油画  2001年

1949年4月23日午夜，人民解放军35军104师312团2营奉命占领总统府。24日拂晓，南京全城解放，大街小巷到处可见激动人心的欢迎场面。南京，这个六朝古都、历史文化名城，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这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油画作品艺术再现了第二、第三野战军将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一起迈入南京总统府的历史场景。

1949年的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 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百万雄师以摧枯拉朽之势强渡长江，占领了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4月24日凌晨两点，集结于鼓楼的14师312团命特务连跑步占领总统府，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蒋介石“总统府”的门楼上。

捷报传到北平，毛泽东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诗句：“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诗歌气势恢宏，语言铿锵有力，表达了解放全中国的必胜信念！

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完全崩溃。接着，解放军又以破竹之势，解放华东、中南和西南的大片土地。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神州大地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